似的，，躲在一旁，从沿墙的一排椅和凳上站起来，互相拥挤着从房间里走走廊和前厅，只有这位男人和这位女人留在掩上的门后面，仿佛两个鉴定人，在无人打扰的安静的环境中，被请来完成同殡葬直接有关的事，并且是极为要的事、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来，坐在两把靠墙的凳上，谈起正事来：

“办得怎么样了，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下午火葬。半小时后医务工作者工会派人来拉遗，运到工会俱乐。四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合用。劳动手册过时了，旧的工会会员证没换过，几年没缴纳会费。这些事都得办。所以拖延了半天。在把他抬之前——顺便说一句，抬他的人上就要到了——还得些准备，我遵照您的请求，把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再见。您听见了吗？电话铃响了。我去一下。”

叶夫格拉夫走走廊。走廊里挤满医生陌生的同事、中学的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书店的店员，还有林娜和孩们。她搂着两个孩，用技在肩上的大衣襟裹着她们（那天很冷，冷风从大门来），坐在凳边上等待房门什么时候再打开，就像探监的女人，等待守卫把她放探监室。走廊里光线很暗，装不下所有吊丧的人，打开了通楼梯的门。很多人站在前厅和楼上烟，不时走来走去。其余的人站在楼梯下面的台阶上，越靠近大街，说话的声音越大，越随便。在一片压低声音的低语中，叶夫格拉夫费劲地听电话里的声音，尽量把声音压低到符合吊丧的气氛，用一只手遮住听筒，在电话里回答对方的问题，大概是有关安葬的程序和医生死亡情况的问题。他又回到房间，同那个女人继续谈下去。

“火化之后请别离开，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对您有个过分的请求。我不知您下榻在什么地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您。我想在最近，明天或者后天，便着手整理哥哥的手稿。我需要您的帮助。您知那么多他的事，大概比所有的人知得都多。您刚才顺便提到，您刚从伊尔库茨克到这儿，并不准备在莫斯科久留，您上这儿来是于别的原因，偶尔来的，并不知哥哥死前的几个月住在这里，更不知这里了什么事儿。您说的有些话我不明白，但我并不要求您解释，可您别离开，我不知您的住宅在哪儿。最好在整理他的手稿的几天里，我们呆在一间房间里，或两间房间里，但不要隔得太远。这能办到。我认识房会的人。”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任务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